面對妻子的眼淚，郎計紅（左）只能沉默以對。

　　【人物速寫】 

　　2010年1月14日，河南省輝縣市法院開庭審理郎計紅“搶包救妻”案，并當庭宣判。根據(jù)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郎計紅構成搶奪罪且數(shù)額巨大，應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院經(jīng)過審理認為，郎計紅犯罪的主觀惡性不深，社會危害性不大，犯罪前一貫表現(xiàn)良好，犯罪后積極退贓，因此予以酌情從輕處罰，判處郎計紅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2000元。此判一出，立即引發(fā)了輿論關于法律與人情的熱烈探討。 

　　郎計紅的家庭是中國無數(shù)因病致貧家庭的典型。幾年前，郎計紅的父親患上嚴重的關節(jié)炎基本喪失勞動能力，2004年出生的兒子患先天性斜視，2006年母親因心肌梗死去世。 

　　讓這個家庭雪上加霜的是，2007年，郎計紅的妻子得了腎衰性尿毒癥，要想徹底根治，只有換腎。而此時，全家的經(jīng)濟來源除了幾畝地，就是靠郎計紅做點木材生意，月收入才1000元錢左右，根本無力承擔數(shù)十萬元的換腎費用，郎計紅只得選擇保守療法。 

　　從2007年3月開始，郎計紅的妻子每三四天就得做一次透析治療，每次要花近300元，并且每十次得花上千元更換血液透析器。為給妻子治病，郎計紅已經(jīng)舉債十五六萬元。 

　　2009年11月2日下午，郎計紅搭上開往輝縣市城區(qū)的班車，準備進城找一個朋友借錢。再過兩天妻子又要做透析了，為了籌措300元的透析費用，郎計紅已經(jīng)借了6家，可一分錢都沒有借到。當天，郎計紅沒見到朋友。第二天一大早，他見到了朋友，可仍然沒有借到錢。 

　　老婆還等著救命，沒借到錢就沒辦法回家。困頓之中，郎計紅冒出一個念頭——搶錢。 

　　由于經(jīng)常到中國人壽輝縣分公司的新型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辦公室報銷妻子的醫(yī)藥費，郎計紅知道每天上午都會有工作人員從二樓的財務室領報銷款，于是他選擇在這里搶錢。2009年11月3日8時許，在中國人壽輝縣分公司，郎計紅趁工作人員不備，搶走內(nèi)裝2萬元的提包，隨后搭車回家。除將4200元還了欠款，其余15800元藏進家中衣柜。 

　　當天下午，郎計紅即被抓獲。郎計紅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交出藏匿款項并交代了其余款項的去處。 

　　一審宣判后，郎計紅表示不上訴。 

　　【事件影響】 

　　“搶包救妻”在現(xiàn)實中不只郎計紅一例，這樣的社會之痛，暴露出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救濟機制存在的漏洞，更是揭示出弱勢群體在走投無路之下觸犯法律的無奈和窘迫，也把司法置于法與情的考問之下。 

　　情在左，法在右，再公正的法律也無法完全詮釋那一刻人性的復雜�！皳尠�救妻”事件曝光和判決作出后，無數(shù)人參與了這場關于情與法的討論。許多人認為，情有可原，法不能恕。但另一部分人認為，尋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讓法律對道德良知秉持足夠的溫情與敬意，讓司法“人性化”起來，也是我們不得不思考和解決的命題。 

　　【各方觀點】 

　　楊金溪（新聞評論員）：郎計紅的困難處境的確值得同情，但是，不能因為同情，法律就可以講人情。家庭困難不是犯罪的理由，更不是可以頂罪的砝碼。對郎計紅從輕判罰，避免了將其家庭負擔推向社會，然而，這種一個家庭的暫時穩(wěn)定，換來的可能是更多的不穩(wěn)定問題。法律講人情，有可能導致嚴重的負面效應。 

　　對郎計紅嚴格按照刑法進行判決，也許會給其家庭生活帶來更大的困難。對此，我們要做的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救助機制，而不能以法律講人情，以法律失去權威性為代價，去彌補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救助機制存在的漏洞。 

　　——2010年8月10日《法制日報》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丹紅：“迫于無奈”不是實施犯罪行為的借口和理由，也不是減輕、從輕量刑的法定情節(ji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有法外特權。當然，法律也不能無視犯罪的社會原因，尤其是在社會弱勢群體犯罪行為背后的一些主客觀因素。如果犯罪的主觀惡性不大，或者存在一些可以酌定量刑的情節(jié)，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nèi)給予較為輕緩的處理。 

　　——2010年10月20日《方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