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情形:

　　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將信用卡與第三方支付平臺綁定,非法獲取資金

　　這類情形爭議的主要焦點在于:第三方支付平臺是否能被欺騙從而處分財產(chǎn);支付賬戶能否視為信用卡賬戶,支付賬戶信息能否視為“信用卡信息資料”,在定性上存在詐騙罪、盜竊罪和信用卡詐騙罪的爭議。

　　案例:趙某和被害人張某系同事。2018年2月底,張某申請成功一張信用卡,便將手機、身份證及信用卡交由趙某幫其激活并綁定其微信賬號。趙某在張某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張某的信用卡綁定在朋友孫某的微信賬號上,2018年4月16日,趙某通過孫某微信消費人民幣9000元。

　　分歧意見一:應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某一行為是否為冒充他人身份的關鍵在于行為人使用身份信息的行為是否取得了合法持卡人的同意或授權,而對于身份信息的取得方式,無論是他人告知等合法途徑,或是通過竊取等非法方式,均不影響冒充他人身份行為性質(zhì)的認定。只要是違背了持卡人意愿和授權范圍,私自以持卡人名義進行轉賬、消費等行為,均系冒用信用卡行為。這種行為應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guī)定的“竊取、收買、騙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并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通訊終端等使用”,屬于信用卡詐騙罪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情形。

　　　　(鄧超　紀敬玲)

　　分歧意見二:屬于盜竊與信用卡詐騙的競合,從一重處罰。筆者認為,案件的分析應先從自然行為階段分析(法)切入,再進行構成要件分析(法)量定,最后從競合等角度綜合分析。所謂自然行為,就是根據(jù)社會的一般觀念,在自然狀態(tài)下觀察身體動靜,進而界定每個階段的行為事實;而構成要件對自然行為量定后的行為數(shù)則是規(guī)范的行為數(shù)。就本案而言,本案趙某的自然行為分別為取得資料(信用卡等)、綁定他人(微信)和刷卡消費;再以構成要件規(guī)范評價,第一個取得行為合法,刑法不予評價,第二個行為是第三個行為的預備行為,整體可看作“盜竊+獲取”,即以冒用信用卡的方式盜竊獲取消費了被害人的欠款;最后綜合分析趙某的行為屬于盜竊與信用卡詐騙的競合,從一重處罰。也就是說,本案不能僅僅只簡單地評價最后的消費行為,否則會產(chǎn)生評價不足。由于本案的涉案金額是9000元,所以,趙某以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同時,筆者認為,除刑法第196條第3款系法律擬制性規(guī)定外,類似前后兩個或多個行為的,一般均應分別考量,并從競合角度予以最終判斷。

　　　　(王恰)

　　分歧意見三:應認定構成盜竊罪。盜竊罪的行為方式是秘密竊取,即行為人采取自認為不會被財物占有人發(fā)現(xiàn)的方法暗中秘密竊取財物。對行為人利用掌握被害人的身份證、信用卡及手機號信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被害人信用卡基本資料綁定在不知情第三人的微信錢包中,以防被害人發(fā)現(xiàn),而后使用第三人微信錢包消費,該行為并未直接冒用被害人的信用卡,而是利用綁定信用卡信息的微信錢包消費,并未使得銀行基于認識錯誤處分財產(chǎn),沒有妨害信用卡管理秩序,屬于秘密竊取行為。

　　　　(李湘　王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