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者簡歷 

　　沈德詠,漢族,1954年2月生,江西修水人,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1977年12月參加工作,1971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常委,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一級大法官。 

　　口述實錄 

　　法制網記者　 袁定波　 撰寫/整理 

　　1984年10月,上海市長寧區(qū)人民法院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判方式進行了大膽改革,成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從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分離出來進行專門審判,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由此誕生。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不斷發(fā)展,依法治國方略的貫徹實施,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已成為時代要求和現(xiàn)實可能。 

　　人民法院推進少年法庭改革、開展少年司法審判工作,有三方面的重要依據:一是政策依據,主要是黨中央提出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針;二是法律依據,包括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刑法、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guī)定;三是實踐依據,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犯罪低齡化現(xiàn)象日趨嚴重,加強司法保護,有效預防、矯治、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成為現(xiàn)實需要。 

　　“最重要經驗是確保正確政治方向” 

　　繼1984年上海市長寧區(qū)人民法院建立第一個少年法庭后,1991年,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qū)人民法院建立了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1998年,江蘇省連云港市新浦區(qū)和海州區(qū)人民法院分別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轄審判庭。 

　　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隨著少年法庭的專門審判應運而生,并不斷發(fā)展、日益成熟,它的建立和完善沒有現(xiàn)成的模式和經驗可以借鑒,而是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通過不斷積累經驗,邊試邊行。 

　　回顧這些,我覺得這其中一條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始終堅持“三個至上”工作指導思想與和諧司法理念,探索并遵循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客觀規(guī)律和正確途徑,積極穩(wěn)妥地推動少年司法工作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 

　　200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召開了“部分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試點工作座談會”。同年8月下發(fā)《關于在部分中級人民法院開展設立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試點工作的通知》,在全國選擇了15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未成年人審判工作基礎好,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17個中級人民法院開展試點,進一步推動了涉未成年人民事權益司法保護審判制度的建立和發(fā)展。 

　　近30年的改革探索實踐,人民法院創(chuàng)立了一套獨具特色并富有成效的少年審判制度和機制。現(xiàn)在已經很成熟的做法如社會調查制度、法庭教育制度、圓桌審判制度、心理評估干預制度、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人民陪審員深入參與機制等,這些制度機制構成了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內容。 

　　“調查研究指導實踐不斷深化” 

　　我國少年司法是一項嶄新的事業(yè),是司法制度領域的一場史無前例的變革。我覺得它的發(fā)展更加需要少年司法領域調查研究的不斷深入。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非常重視少年司法的調查研究工作,曾多次組織檢查組對全國法院少年法庭工作開展抽查、調研,通過深入基層、召開座談會和現(xiàn)場觀摩等形式,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形成具有很強針對性和可行性的調研報告報送全國人大等中央國家機關,同時還以“情況通報”的形式,將檢查工作情況的報告下發(fā)全國各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改進工作的指導性意見,要求各地必須清除少年司法審判工作中不符合黨和國家政策、不符合少年司法發(fā)展規(guī)律的“死角”,并將相關整改情況書面報告最高人民法院。 

　　底數(shù)清才能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怎么準確掌握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情況就成了當務之急。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專門設計了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統(tǒng)計表,并對1984年至2008年25年來的未成年人犯罪情況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分析了我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現(xiàn)狀及原因,同時向中央綜治委報送了《二十五年來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的分析報告》,為加強未成年人的服務管理提供理論和實踐支持。 

　　“能動司法切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在我看來,我國少年司法與成人司法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始終從國家未來、民族希望的高度,從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出發(fā),為未成年人提供有力、有效的司法保護。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少年司法工作。對如何處理犯罪未成年人,很早就提出了“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人民法院將上述方針、原則細化、深化于具體工作中,在審判方式方法上有很多創(chuàng)新。 

　　實行“寓教于審”工作制度,強化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和感化;采用圓桌審判方式,努力營造和諧的審判氛圍,緩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緊張和對抗情緒;在審判中引入心理評估干預機制,以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心理疏導,矯治其不健康的心理和認知。對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人民法院也很重視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教育引導成年當事人妥善處理民事權利,切實履行民事義務,從而達到最大限度地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目的。在案件審結后,少年法庭法官要進行判后跟蹤幫教或者判后回訪,對生活有困難的未成年人,還要積極和有關部門協(xié)調,幫助解決司法救助、復學安置等問題。人民法院還十分重視庭審以外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很多少年法庭的法官被聘為中小學法制副校長或者法制輔導員,通過以案釋法的形式,增強中小學生的感性認識,幫助和教育中小學生增強預防犯罪和自我保護的認識和能力。一些優(yōu)秀的少年法庭女法官被親切地稱為“法官媽媽”。 

　　做好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司法保護,實現(xiàn)對未成年人的全面維權,作為少年司法制度實踐的重要內容,始終是司法機關恪守的工作職責和追求的目標。 

　　全國法院少年法庭還從妥善化解矛盾糾紛、營造未成年人成長的良好環(huán)境及防控、矯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實際需要出發(fā),將工作從法庭延伸到家庭、學校和社區(qū),將司法審判過程轉化為親民、愛民、護民的具體實踐,在宣示法律嚴肅性的同時,也注重把司法的人文關懷傳遞給涉案的未成年被告人和其家庭。同時,人民法院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犯罪始終保持嚴厲打擊的態(tài)勢,堅持依法從重從快判處,努力遏制此類犯罪的發(fā)生。各級人民法院還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堅持做好涉訴未成年被害人、證人的保護工作,在司法活動中努力探索對涉訴未成年人的保護措施。開展對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工作,從經濟上給予這些未成年人一定的資助,解決燃眉之急,促使他們順利回歸社會。 

　　“整合資源構建網絡工作格局”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個涉及面很廣的社會問題,其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綜合癥”,必須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實現(xiàn)綜合治理。目前,在我國很多地方少年法庭已經建立與公安、檢察、司法行政機關相互配合的“政法一條龍”工作機制,共同致力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矯治工作。 

　　1991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lián)合下發(fā)了《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相互配套工作體系的通知》,指導各地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建立相應制度,形成預防、矯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合力。 

　　2010年,在中央綜治委的領導下,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以及共青團中央等六部門聯(lián)合對這一文件進行認真修訂,發(fā)布了《關于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的若干意見》。文件下發(fā)后,進一步建立健全了政法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的協(xié)調和監(jiān)督機制,增強了政法機關相互配合的主動性、針對性和實效性。除了司法機關外,政府各有關部門、學校、群眾團體、社區(qū)組織等也進一步采取積極措施參與預防、控制、矯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管理工作。 

　　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國家教委、共青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lián)聯(lián)合發(fā)布《關于審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請?zhí)匮�陪審員的聯(lián)合通知》,確立了“社會一條龍”工作機制�！吧鐣�一條龍”工作機制的確立,使防控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責任由原來只有公、檢、法、司承擔,逐漸轉變?yōu)槎嗖块T共同承擔,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的面更寬,防控機制更科學,防控效果也更好。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共青團中央等13個中央機關共同發(fā)布了《創(chuàng)建“青少年維權崗”活動的指導意見》,并在法院系統(tǒng)下發(fā)《關于認真學習〈創(chuàng)建“青少年維權崗”活動指導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法院積極參與創(chuàng)建“青少年維權崗”活動,組織開展“青少年維權崗”進社區(qū)、鄉(xiāng)村活動,就近就便解決青少年的司法問題,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化解社會矛盾。 

　　2012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四機關又聯(lián)合發(fā)布《社區(qū)矯正實施辦法》,加強了對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特殊人群的協(xié)同管理。由于社會力量的共同參與,我國未成年人的犯罪防控與權益保護已初步形成齊抓共管的網絡化工作格局。 

　　“穩(wěn)中求進實現(xiàn)改革總體目標” 

　　少年司法改革的總體目標就是建立獨立完善的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體系。當前,我國已基本形成以憲法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為主體,以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等其他法律法規(guī)為補充的未成年人法規(guī)體系。但是,毋庸諱言,我國現(xiàn)階段的未成年人法規(guī)體系還有待進一步完善,與滿足人民群眾對少年司法工作的需求相比,也還有一定的距離。 

　　期望隨著少年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立法機關統(tǒng)一適時出臺專門的少年法和少年審判方面的法律,通過立法的頂層設計,以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對少年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促進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提高和拓展,解決少年司法改革實踐中的難點問題。 

　　我認為,今后,人民法院在建設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進程中,仍將會發(fā)揮引領和示范作用,在鞏固少年審判機構、穩(wěn)定少年法官隊伍的基礎上,加強資源整合,完善多元化的少年司法組織格局,根據案件受理情況,需要集中管轄的可考慮集中管轄,需要設置獨立建制少年審判庭的及時設立獨立建制的少年審判庭。對于未成年人案件集中、少年審判工作制度和配套工作機制比較健全完善的中心城市,在中央司法體制機制改革的整體框架內,可考慮適時設置專門的少年法院。 

　　終歸到一點,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只要有利于滿足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和少年司法工作的實際需要,只要有利于統(tǒng)一少年司法尺度,提高少年司法工作水平,充分發(fā)揮和體現(xiàn)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充分展示我國少年司法的國際形象,我們就會努力爭取,積極嘗試,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少年司法之路。 

　　說起我國少年司法制度改革首度試水,曾長期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導小組組長的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著重強調了改革之初黨中央提出的重要方針政策、法律規(guī)定以及實踐依據這三方面時代背景。 

　　多年來,人民法院少年司法制度改革每一步都走得堅定踏實,可以說是與改革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立足社會實際、深入調研、勇于創(chuàng)新密不可分。 

　　“與建立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這一終極目標相比,目前改革還存在不小的差距�！鄙虻略亴χ袊�特色少年司法制度建設有著清醒的認知。他期盼著能有專門的少年法律從立法層面為司法實踐中的困境解局,期盼著少年法院的破繭成蝶。 

　　大事記 

　　1984年10月　上海市長寧區(qū)人民法院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判方式進行了大膽改革,成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由此誕生。 

　　1991年　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qū)人民法院建立了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 

　　1998年　江蘇省連云港市新浦區(qū)和海州區(qū)人民法院分別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轄審判庭。 

　　2006年7月　最高人民法院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召開了“部分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試點工作座談會”。同年8月下發(fā)《關于在部分中級人民法院開展設立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試點工作的通知》,全國的17個中級人民法院開展試點。 

　　1991年和1995年　最高人民法院在總結審判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試行)》和《關于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 

　　2001年和2006年　最高人民法院總結少年司法審判領域最新經驗和最新成果,又分別制定了《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和《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0年　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見》,從七個方面對少年法庭基礎建設提出明確要求。 

　　1991年　公、檢、法、司聯(lián)合下發(fā)了《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相互配套工作體系的通知》,確立了“政法一條龍”工作機制。2010年,在中央綜治委的領導下,公、檢、法、司以及共青團中央等六部門聯(lián)合對這一文件進行認真修訂,發(fā)布了《關于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的若干意見》,“政法一條龍”工作機制進一步強化。 

　　1991年　最高人民法院、國家教委、共青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lián)聯(lián)合發(fā)布《關于審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請?zhí)匮�陪審員的聯(lián)合通知》,確立了“社會一條龍”工作機制。 

　　2010年　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共青團中央等13個中央機關共同發(fā)布了《創(chuàng)建“青少年維權崗”活動的指導意見》,并在法院系統(tǒng)下發(fā)《關于認真學習〈創(chuàng)建“青少年維權崗”活動指導意見〉的通知》。 

　　2012年　公、檢、法、司聯(lián)合發(fā)布《社區(qū)矯正實施辦法》,加強了對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特殊人群的協(xié)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