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瑞華 

　　相對于1996年刑事訴訟法來說，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更加注重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動態(tài)平衡。同時，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也兼顧了中國的特殊國情，增加和鞏固了一些打擊犯罪的手段和措施。 

　　從刑事訴訟法修改的內容來看，對于檢察機關更好地開展工作確實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但同時也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如何把握機遇，應對挑戰(zhàn)，充分發(fā)揮憲法所賦予的職能作用，是擺在檢察機關面前繞不開的話題。 

　　第一，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對公訴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戰(zhàn)和要求。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有多處內容涉及公訴制度的改革，有的是對公訴職能的擴張，有的是對公訴行為進行了更加嚴格的限制。比如，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建立，即是在未成年人案件中賦予檢察機關一項新的權力。附條件不起訴的實質是將一部分本應在執(zhí)行階段所體現的矯正職能提前到了公訴階段來完成。不起訴的考驗期本身就是一個提前幫教和發(fā)揮矯正功能的過程，需要依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日常表現決定是否公訴，這是公訴職能的一個重要擴展。同時，對公訴部門影響較大的還有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此次修改涉及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的共有五個條文，規(guī)定得較為詳盡。在非法證據排除中，法院臨時充當程序裁判法庭，這種訴訟在證據法學上被稱為“訴中訴”、“案中案”，“審判中的審判”。在排除非法證據的訴訟過程當中，檢察機關可能會面臨三種角色的定位：一是公訴人的角色，一旦非法證據被排除，可能導致整個公訴證據受到削弱；二是在自偵案件中檢察機關充當被審查的角色；三是充當裁判者的角色，如果非法證據排除發(fā)生在審判前階段，檢察機關就可以對非法證據直接作出決定，也即檢察機關可以對偵查部門的偵查活動是否違法作出一個基本的裁判。這樣三種角色的轉換，對公訴權的思維方式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公訴工作需要作觀念上的重大調整，才能應對新形勢下刑事訴訟制度的變化。 

　　第二，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把有逮捕必要的條件具體化，比如有沒有逃跑可能、妨礙訴訟可能等，這就把偵查監(jiān)督部門審查批捕的內容具體化，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從程序上來看，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要求既要訊問嫌疑人，又要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引入了訴訟化的因素。由于批捕工作的前置性，一旦批準逮捕，起訴和定罪環(huán)節(jié)在事實和證據上就很難發(fā)生重大的改變。所以，偵查監(jiān)督部門應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必須嚴把質量關。 

　　第三，縱觀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反貪和反瀆這兩個偵查部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偵查手段賦予和強制措施的適用方面的改變，如技術偵查手段的獲取、拘傳期限的延長、監(jiān)視居住的規(guī)范化。但同時也應看到，對于偵查而言，法律對其提出了越來越嚴格的要求。尤其在法律明確提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要求的情況下，自偵部門也將面臨嚴峻挑戰(zhàn)。在法庭上能夠與公訴人共同支持公訴，證明被告人有罪，才是偵查成功的標志，偵查機關應盡快樹立這種意識。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技術偵查的規(guī)定受到了社會各界強烈關注。技術偵查手段屬于世界各國偵查貪腐案件的普遍偵查手段，但問題的關鍵在于誰來授權，誰來審批，它涉及公民的隱私權保護問題，有沒有可能濫用權力，如何進行補救，這都需要我們認真思考，檢察機關應該將其放在政治的高度進行審視。 

　　第四，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在監(jiān)所監(jiān)督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實踐中應賦予監(jiān)所檢察部門在監(jiān)所違法犯罪案件查處中一定的發(fā)言權。并可以嘗試建立上級對下級的一種巡視性監(jiān)所監(jiān)督。同時對看守所的職能應該明確，定位應該準確，監(jiān)督應該有力。

　�。▋热菰斠�2012年第七期《人民檢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