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受賄犯罪的典型形態(tài)呈現(xiàn)出“一對一”的對合結構,即行賄人與受賄人直接完成財物與職權的交換。但在司法實踐中,行受賄過程中有時介入中間人,形成行賄人通過中間人向國家工作人員交付財物的“間接交付型”賄賂犯罪(亦稱“轉托型”或“連環(huán)型”賄賂)。其典型結構為:行賄人(請托人)將財物交與中間人,中間人將全部或部分財物轉交國家工作人員,以此換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正當支持。該犯罪模式不僅掩蓋了權錢交易的本質,更給犯罪主體定性、犯罪形態(tài)甄別及賄賂數(shù)額認定帶來諸多理論與實務難題。

“間接交付型”賄賂犯罪認定要點

犯罪認定的核心遵循是犯罪構成要件理論,即根據(jù)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犯罪構成要件梳理案件事實,再根據(jù)刑法總則的共犯理論和刑罰理論,對犯罪形態(tài)和責任分配作出精準認定。不論是典型的“一對一”行受賄犯罪,還是“間接交付型”賄賂犯罪的認定,都必須緊扣權錢交易的本質,遵循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確保定性精準、量刑適當。

緊扣賄賂犯罪權錢交易本質。受賄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因此,賄賂犯罪的本質在于權錢交易——行賄人以財物換取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其謀取不正當利益,受賄人以出讓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而收受對方財物。在“間接交付型”賄賂犯罪中,中間人的介入讓財物流轉鏈條延長,容易掩蓋權錢交易的核心對價關系。因此,審查時必須穿透復雜的交付形式,查明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國家工作人員收受的財物是否來源于行賄人(請托人);二是該財物是否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形成直接或間接的對價關系。中間人究竟是受賄人的代理人,還是行賄人的幫助人,抑或僅是居間介紹,其角色性質的認定,本質上是圍繞權錢交易對價關系的判斷。只有牢牢抓住這一本質,才能準確區(qū)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

遵循“由收到送”的“倒序”推理路徑。共犯從屬性原理是共同犯罪認定的核心理論,其核心要義是,共犯的客觀危害行為性質必須依附于正犯行為性質,即應先判斷正犯,再判斷共犯。在“間接交付型”賄賂犯罪中,中間人是否構成共同犯罪、構成何種共同犯罪,是案件認定的核心焦點,因此,必須遵循“由收到送”的“倒序”推理路徑,具體推理順序為:第一,明確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核實其收受財物的數(shù)額;第二,查明該財物的交付主體(通常為中間人)及流轉過程;第三,查明中間人與受賄人之間是否有共同受賄的故意;第四,查明中間人與行賄人是否有共同行賄的故意。此路徑可清晰界定中間人的地位與作用,避免因邏輯混亂導致的定性偏差。

依據(jù)共同犯意認定犯罪主體身份。認定“間接交付型”賄賂犯罪的核心是如何認定共同犯罪。一般而言,共同犯罪的客觀行為較易判斷,但共同犯意的判斷是難點。當國家工作人員與中間人意識到彼此形成整體,意圖通過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獲取不正當利益,并實施了收受賄賂的共同行為,即可認定具有共同受賄的故意,中間人構成受賄罪共犯。同理,中間人與行賄人通謀并實施相應行為,則中間人構成行賄罪共犯。若中間人僅起到居間撮合作用,無通謀,但情節(jié)嚴重,則可能構成介紹賄賂罪。因此,在實踐中要根據(jù)在案證據(jù)準確判斷中間人的意思聯(lián)絡指向,進而認定其行為性質。

排除言詞證據(jù)歧義以準確構建事實基礎。言詞證據(jù)是認定賄賂犯罪的重要依據(jù)。在“間接交付型”賄賂犯罪中,中間人的供述往往存在模糊表述,極易引發(fā)理解歧義。因此,審查言詞證據(jù)時應采取親歷性審查方法:一是與偵查(調查)人員溝通,了解訊問背景和語境;二是提審犯罪嫌疑人,當面核實關鍵表述的真實含義;三是對照訊問同步錄音錄像,逐句比對筆錄與原始陳述是否一致。尤其要重視審查賄賂預謀、商議的全過程,確保通謀等關鍵情節(jié)被準確記錄。只有清除言詞證據(jù)中的矛盾與歧義,才能為事實認定和定性分析奠定事實基礎。

以權力對價為基準厘定犯罪數(shù)額。準確識別“權力對價物”,是合理界定犯罪數(shù)額的關鍵。在“間接交付型”賄賂犯罪中,中間人往往從中獲利,這部分獲利是否計入行受賄數(shù)額,取決于其來源和性質。具體而言:如果中間人從行賄人(請托人)處獲取的是中介費、好處費等獨立于職務行為之外的報酬,該部分因未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形成對價關系,則不應計入行受賄犯罪數(shù)額;如果中間人是從國家工作人員處獲得的分贓款,或者是在受賄后與國家工作人員按比例分配賄賂款,則該部分應當計入受賄犯罪數(shù)額。在“截賄”情形下,中間人擅自截留部分賄賂款,無論其被認定為行賄共犯還是受賄共犯,截留部分均因未直接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形成對價關系,則可能分別構成侵占罪或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間接交付型”賄賂犯罪類型化分析

“間接交付型”賄賂犯罪中,請托人和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性質較容易判斷,難點在于對中間人行為性質的認定。結合犯罪構成要件與司法實踐,可將“間接交付型”賄賂犯罪中中間人的行為定性歸納為以下七種類型,明確不同情形下的法律適用規(guī)則。

中間人構成受賄罪共犯。此類情形適用于中間人與受賄人通謀,收受賄賂的。當中間人與受賄人就收受請托人財物進行通謀,兩者行為構成受賄罪共同犯罪,受賄人為受賄罪正犯,中間人為共犯。中間人往往與國家工作人員就如何收受賄賂、如何分贓進行商議。這種情況下,請托人若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則單獨構成行賄罪。

中間人構成行賄罪共犯。此類情形適用于中間人與行賄人通謀,為行賄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的。比較常見的情形是,請托人請中間人幫忙“打點”某國家工作人員,中間人明知請托人有請托事項,仍代為轉交賄賂款,并從中獲取一定好處費。請托人的行為構成行賄罪,受賄人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需要注意的是,若中間人僅轉交財物但未參與通謀,也未從中獲利,則一般不認定行賄共犯。

中間人的行為構成介紹賄賂罪。此類情形適用于中間人未與行受賄方通謀,僅為居間介紹、撮合的。當中間人既未與請托人通謀也未與受賄人通謀,僅從中“牽線搭橋”,傳遞信息、引薦雙方、促成賄賂交易,情節(jié)嚴重的,則構成介紹賄賂罪。此時,請托人和受賄人的行為根據(jù)情況分別構成行賄罪、受賄罪。常見的情況是,中間人得知請托人有求于某國家工作人員后主動告知國家工作人員,并積極撮合請托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達成賄賂,且未參與賄賂款的轉交或分成,僅從中獲取少量、合理的居間費用。值得注意的是,若中間人后續(xù)參與收送財物或與任一方形成通謀,則應認定為行賄或受賄共犯。

中間人的行為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此類情形適用于中間人利用人身關系影響力收受賄賂的。當中間人系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利用影響力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且中間人未與國家工作人員就收受賄賂進行通謀的,則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此時,請托人的行為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國家工作人員若明知中間人收受賄賂而同意或默許的,則構成受賄罪,否則不構成受賄罪。

中間人的行為構成(斡旋受賄型)受賄罪。此類情形適用于中間人利用自身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收受賄賂的。當中間人自身系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則構成斡旋受賄,以受賄罪論處。這種情況下,請托人的行為構成行賄罪,被利用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若不知情且未收受財物,則不構成犯罪。若被利用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知情并收受財物的,則構成普通受賄罪。

中間人的行為同時構成受賄罪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此類情形適用于中間人與受賄人有通謀但擅自“截賄”的。當中間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共同收受請托人賄賂,但瞞著國家工作人員擅自截留部分賄賂款即“截賄”,對該“截賄”部分應另行評價。具體而言:中間人對于未截留部分構成受賄罪共犯;對擅自截留部分,因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且未占有,該部分未形成與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對價關系,但中間人利用其與國家工作人員的關系影響力收受該部分賄賂,若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則對截留部分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此時,中間人一人犯兩罪,應當數(shù)罪并罰。

中間人的行為同時構成行賄罪與侵占罪或詐騙罪。此類情形適用于中間人與請托人通謀,但擅自“截賄”并拒不歸還的。當中間人與請托人通謀共同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但收受請托人提供的賄賂款后,擅自將部分截留且拒不歸還的,應當分別評價:對于“截賄”部分,因該部分未實際用于行賄,也未與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形成對價關系,可以認定為侵占罪。若請托人明知并同意中間人截留部分款項作為報酬的,則中間人的行為不構成侵占罪。當然,如果中間人對該部分財物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得的,則可能構成詐騙罪;對實際支付給國家工作人員的部分,若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則構成行賄罪共犯。此時,請托人對被“截賄”部分成立行賄罪(未遂),對剩余部分仍成立行賄罪(既遂);受賄人仍以其實際收受的賄賂來認定受賄犯罪數(shù)額。

(作者為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qū)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