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這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創(chuàng)新改革舉措,有利于加強人權司法保障,最大限度減少社會對立面,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為此,本刊特組織“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研究專題”,敬請關注。

構(gòu)建合理的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以降低犯罪記錄對輕微犯罪人回歸社會的不當影響,是我國刑事司法改革面臨的重要問題。大量的輕微犯罪記錄以及相應的犯罪附隨后果,正在使愈來愈多的輕微犯罪人在再社會化問題上步履維艱,其配偶、子女等近親屬也在就業(yè)、入學、參軍等方面受到影響。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改革要求。在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正式付諸實踐之前,關于該項制度的功能定位、底層邏輯以及設計思路存在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本文擬對此略陳己見。

一、作為犯罪記錄制度有機組成部分的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首先要明確其基本法治功能。根據(jù)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發(fā)布的《關于建立犯罪人員犯罪記錄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犯罪記錄意見》),犯罪記錄是國家專門機關對犯罪人員情況的客觀記載。犯罪記錄制度體系是對犯罪信息進行規(guī)范化收集、儲存和利用的一項綜合性制度,其包括犯罪記錄報告制度、犯罪記錄查詢制度、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犯罪記錄消滅制度等。因此,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是犯罪記錄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相較于犯罪記錄的收集、儲存,封存制度居于該制度體系的“后端”,承載著特殊的犯罪治理功能。

(一)犯罪記錄制度的基本功能:犯罪預防

《犯罪記錄意見》指出,犯罪記錄制度體系具有“有效防控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適時制定和調(diào)整刑事政策”的作用。犯罪記錄制度有助于預防犯罪人再次實施犯罪,降低再犯率。一方面,從證據(jù)法的角度來看,犯罪記錄制度體系能夠為是否適用刑事實體法規(guī)定的累犯、再犯、前科報告等制度提供明確的證據(jù)支撐,以提升對被追訴人之人身危險性評價的準確性,促進罪責刑相適應,更好實現(xiàn)刑罰的特殊預防功能;另一方面,對于潛在犯罪人而言,一套科學合理的犯罪記錄制度體系,將使犯罪行為與累犯、再犯以及犯罪附隨后果之間的聯(lián)系成為必然。這不僅在客觀上提高實施犯罪行為的成本,也在主觀上有助于消弭犯罪人企圖減緩甚至逃脫刑事制裁的僥幸心理,最終實現(xiàn)刑罰的一般預防功能。此外,建立犯罪記錄制度體系,還有助于增強刑事政策在犯罪預防方面的積極作用。

(二)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基本功能:法律人格恢復

《犯罪記錄意見》強調(diào),國家建立犯罪記錄制度體系,不僅應當關注該項制度體系的犯罪預防功能,也應當發(fā)揮其在“保障有犯罪記錄的人的合法權利,幫助其順利回歸社會”方面的重要作用。

作為犯罪記錄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承載著迥異的法治功能:適時封存犯罪記錄,避免犯罪記錄對犯罪人未來生活造成不必要、不適當?shù)呢撁媪b絆,助力輕微犯罪行為人恢復并重建其法律人格。毋庸置疑,相較于重罪案件,輕微犯罪人被定罪處罰后將很快重新回歸社會、繼續(xù)原來的生活。但其所經(jīng)歷的刑事司法程序?qū)⒘粝码y以磨滅的印象,不僅將作用于他們對法律職業(yè)群體的評價,甚至會決定他們今后對待法律和法治的態(tài)度與信念。因此,對于數(shù)量龐大的輕微犯罪需要及時轉(zhuǎn)變觀念,更加凸顯人文主義的關懷,不能僅考量“犯罪行為”本身,而需要將“犯罪人”的因素納入考慮范圍,幫助輕微犯罪人重建法律人格,使其感受到法治的溫暖與尊嚴。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對成年人輕微犯罪記錄無限期公開的做法失之偏頗。因此,有必要盡快建立符合輕微犯罪特點的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最大程度限制輕微犯罪記錄的公開程度與傳播范圍,只允許國家機關和有關單位等特定主體出于特定目的進行查詢,并課以嚴格的保密義務。由此,將有助于輕微犯罪人在受到刑事制裁后不再遭受其他負面影響,為其重新融入社會創(chuàng)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二、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底層邏輯:“輕重有別、區(qū)別對待”

“輕重有別、區(qū)別對待”是構(gòu)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底層邏輯;該項制度邏輯具有相應的政策基礎、社會基礎和實踐基礎。

(一)政策基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全面貫徹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黨中央在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新形勢下提出的一項重要政策,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對于最大限度地預防和減少犯罪、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作為國家刑罰權在刑事執(zhí)行階段的延伸,也應當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方面,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立法者應當依據(jù)犯罪的性質(zhì)、情節(jié)等因素,設置差異化的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以體現(xiàn)輕重有別。具體而言,應當從案件范圍、封存方式、法律效力等諸多方面,有所區(qū)分地設置輕罪與微罪的犯罪記錄封存;同時,對于一些在定罪量刑中本就應當從嚴把握的犯罪類型,如,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應當從嚴甚至禁止適用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在刑事司法方面,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司法裁判者必須在準確區(qū)分微罪、輕罪與重罪的基礎上,結(jié)合個案中的具體情節(jié),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設定靈活多樣的司法適用標準,特別要審慎判斷司法上微罪的相關問題,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避免機械司法。

(二)社會基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需求

“和諧不僅是法治和國家治理的基本價值,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法治和國家治理的終極價值、元價值�！蹦壳�,對所有犯罪人不加區(qū)別地貼上“犯罪標簽”,將使其在法律人格重塑上面臨重重障礙,被迫成為社會結(jié)構(gòu)中不穩(wěn)定的因素之一。據(jù)統(tǒng)計,僅在2014年,對具有犯罪記錄的行為人施加限制措施的規(guī)范就多達362部,包括23部法律、15部行政法規(guī)、10部司法解釋、6部部門規(guī)章、24部地方性法規(guī)、18部地方政府規(guī)章、262部地方規(guī)范性文件。例如,犯罪人被禁止在國家機關、企業(yè)或事業(yè)單位擔任職務;限制或剝奪犯罪人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各種物質(zhì)或精神利益,包括社會福利、保險、救濟和名譽等。此外,這些限制不僅針對犯罪人本人,還可能對其家庭成員或親屬產(chǎn)生株連效應。例如,在政審中因家庭成員或親屬有犯罪記錄,被政審人可能失去入學、入黨、入伍或就業(yè)的資格。與重罪案件相比,輕微犯罪案件中犯罪人的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顯著降低,不區(qū)分罪行輕重,一律課以范圍極廣且嚴重的犯罪附隨后果,將造成社會整體與公民個體的兩敗俱傷,難以實現(xiàn)和諧社會下犯罪人的再社會化目標。

(三)實踐基礎:輕罪懲治司法實踐的經(jīng)驗總結(jié)

區(qū)別對待是從我國刑事司法實踐經(jīng)驗中提煉的一種邏輯思路,其不僅體現(xiàn)在已有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之中,也彰顯于輕罪懲治的實踐之中。一方面,基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基本方針,刑事訴訟法于2012年修改時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明確了制度適用的主體條件、刑罰條件、效力與例外等問題。2022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印發(fā)《關于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辦法》,又進一步明確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主體、具體范圍、法定程序、解封條件等內(nèi)容,使制度設計趨于完善,體現(xiàn)了刑事法制在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上的差異化思路。另一方面,輕罪懲治同樣體現(xiàn)了區(qū)別對待的邏輯。以醉酒型危險駕駛罪的治理為例,2023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出臺的《關于辦理醉酒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的意見》第2條強調(diào),“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辦理醉駕案件,……,實行區(qū)別對待,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罰當其罪”。相較于成年人實施的嚴重犯罪,輕微犯罪成年人往往不具有根深蒂固的反社會性,甚至不具有傳統(tǒng)意義上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一概公開所有犯罪記錄有違比例原則。故有必要將嚴重犯罪與輕微犯罪相區(qū)別,為后者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以彰顯刑事司法的人文主義關懷。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輕罪治理模式研究》(21BFX06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吳宏耀,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袁志堯,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限于篇幅,本文僅刊發(fā)前兩部分,全文詳見《人民檢察》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