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塑像 

　　從清代《刑案匯覽》防衛(wèi)行為均負輕重不等的刑罰,到民國正當防衛(wèi)無罪判決的出現(xiàn),這一變遷是公民、社會及國家的關系嬗變的一個縮影。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明鏡高懸”公堂里的作為治理客體的“小民”“小人”逐步消失,具有獨立訴訟權(quán)利義務的訴訟參與人誕生并成長壯大。 

　　1558年,剛就任淳安知縣的海瑞接手了一起多次被上級駁回重審的疑案。該案中,邵守愚和邵守正共同從太爺爺處繼承了一處魚塘,兩家約定輪年養(yǎng)魚。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輪到邵守愚養(yǎng)魚的時候,魚塘屢次被竊,損失慘重。八月二十三日深夜,提著長槍帶著義子邵天保巡邏魚塘的邵守愚遠遠看到有兩個賊人正在偷魚,其中一個發(fā)現(xiàn)有人就背著漁網(wǎng)跑了,另一個慢了半拍的賊被其一槍戳中后慘叫一聲倒地。黑燈瞎火中,邵守愚又連戳五槍,后發(fā)現(xiàn)是族弟邵守正。 

　　案發(fā)后,邵守正的母親狀告邵守愚伙同邵天保等人謀殺邵守正,主要理由是:邵守愚將邵守正戳倒后,邵守正還大叫了一聲,邵守愚應該能聽出他的聲音,卻連戳五槍致其當場死亡。這不是誤殺,而是出于仇恨的謀殺,目的是為了獨占魚塘。審理案件的三位知縣均認為,邵守愚連戳五槍致邵守正死亡的行為屬于仇殺,應當判處絞刑。 

　　海瑞對案件作出了不同的定性處理,他在《邵守愚殺人案參語》中詳述了裁判理由:首先,“殺賊不死,賊必反傷”,如果不殺死正在盜竊的賊人,其一定會伺機反擊,黑燈瞎火中不知道賊人有沒有被制服,所以要多戳幾下,這是當時形勢所迫。其次,“黑夜敵賊,危迫慌忙”。邵守愚根本沒有料到族弟就是盜賊,危迫慌忙中要求邵守愚單憑一聲痛呼,立即分辨出邵守正是不現(xiàn)實的。第三,“登時殺死,未就構(gòu)執(zhí)”。邵守正被戳倒后僅發(fā)出一聲痛呼聲,沒有說過其他表明身份的話。連戳五槍而不是抓捕后再行殺害,說明邵守愚的行為對象是賊人,而不是邵守正,因此不應認定為仇殺。應適用“夜無故入人家”,登時殺死,可以不論。 

　　海瑞裁判理由中體現(xiàn)的“法律不能強人所難”“法不應向不法讓步”等理念時至今日仍熠熠生輝�！耙篃o故入人家”被學界視為我國古代的“正當防衛(wèi)”,作為減輕或免責的“但書”條款正式確立于《唐律·賊盜》。自漢高祖劉邦約法三章以來,“殺人者死”已成為法諺家喻戶曉。適用“夜無故入人家”減免刑罰意味著殺人者不死,往往讓司法官感到非常矛盾和糾結(jié)。有司法官指出:“人命不可輕縱,擅殺不可不嚴,故事主毆死竊賊在登時則尚可減徒,以其時在倉猝,有不及拘拿之勢,故可量予原減。若非登時毆死,則時非倉猝,不難拘執(zhí)送官,乃輒逞兇毆斃,即應科以擅殺絞候之罪,是于懲警竊賊之中仍寓慎重人命之意�！比嗣�關天必須慎之又慎,只有緊急情況下不得已采取的抗擊不法的防衛(wèi)行動,才能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 

　　由此,歷代司法官小心翼翼地在人命關天和抗擊不法之間掂量、在審慎適用和防止濫用之間猶豫。《刑案匯覽》記錄了一個“看墳人追賊致賊犯失足淹死”案:道光年間,被告人潘阿多受雇為人看管祖塋,夜間發(fā)現(xiàn)被害人王阿正將墳樹鋸斷后肩負偷走,潘阿多立即上前追趕,王阿正棄樹后沿河逃跑,不慎失足落河淹死。刑部認為,“事出登時情同手斃”,即被害人王阿正失足落河淹死的后果和潘阿多的追捕行為有直接關系,情同“登時殺死”,判處潘阿多“杖一百徒三年”。 

　　有學者統(tǒng)計,《刑案匯覽》中共有32個“夜無故入人家”防衛(wèi)殺人案,近70%的案件得到減刑處理,其他的按互毆、故意殺人等判處相應刑罰,其中不負刑事責任的一例都沒有。 

　　自唐律確立“夜無故入人家”的1200多年后,沈家本主持修訂的《大清新刑律草案》規(guī)定:“凡對于現(xiàn)在不正之侵害,出于防衛(wèi)自己或他人權(quán)利之行為不為罪。逾防衛(wèi)程度之行為,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這是我國歷史上首次在刑法總則中規(guī)定正當防衛(wèi)制度,由于條文極為原則,正當防衛(wèi)具體認定中爭議和質(zhì)疑始終如影隨形。如民國七年的這例“奪刀反殺”案:被害人與被告人發(fā)生爭執(zhí)后,被害人持斧頭追殺被告人時不慎跌倒,被告人奪過斧頭猛砍已倒地的被害人,致其當場死亡。大理院認為:“被害人跌倒之后,早已經(jīng)過危險時期,猶復奪斧連砍,致被害人登時斃命,自不得主張緊急防衛(wèi)�！辈门泄倏赡軟]有像海瑞那樣設身處地考慮到“殺賊不死,賊必反傷”的緊迫性,被告人奪過斧頭反殺是當時恐懼、激憤情景下的必然反映。 

　　在民國四年的這起案件中,涉及正當防衛(wèi)的本質(zhì)之爭:正當防衛(wèi)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還是一種積極的防衛(wèi)權(quán)?該案中,被告人得知被害人楊大賽糾集多人來其家時立即報警,不久,楊大賽等人來到被告人家企圖持槍破門而入,被告人施放鳥槍致楊大賽受傷后死亡。一審認為,正當防衛(wèi)為“不得已”之行為,被告人早就得知楊大賽過來,既可以報警也可以離家躲避以避免沖突,卻等在家里故意和對方對抗,其目的出于尋仇斗狠,并非不得已而為之,不成立正當防衛(wèi)。大理院則認為,雖然被告人已預知即將到來的不法侵害,但仍不能對被告人課以躲避等犧牲自己利益的義務,正當防衛(wèi)之“不得已”不等于“唯一”,應當指遏制不法侵害而必須的行為。被告人在楊大賽糾集多人持槍破門而入的倉促之際,為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chǎn)而傷人致死,成立正當防衛(wèi),依法改判無罪。統(tǒng)計顯示,民國時期大理院共發(fā)布26件正當防衛(wèi)刑事判例,其中5件直接改判無罪、2件改判輕刑;撤銷原判發(fā)回重審8件;駁回上訴11件。 

　　從清代《刑案匯覽》防衛(wèi)行為均負輕重不等的刑罰,到民國正當防衛(wèi)無罪判決的出現(xiàn),這一變遷是公民、社會及國家的關系嬗變的一個縮影。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明鏡高懸”公堂里的作為治理客體的“小民”“小人”逐步消失,具有獨立訴訟權(quán)利義務的訴訟參與人誕生并成長壯大。隨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訴訟參與人訴訟地位的不斷提升,權(quán)利的覺醒和張揚推動了人權(quán)保障理念的深入人心,從而對以維護社會秩序、解決矛盾糾紛為基本立場的傳統(tǒng)“刑法父愛主義”發(fā)出了質(zhì)疑。 

　　縱覽歷史,一個個案例如同一朵朵浪花,賦予正當防衛(wèi)之“正當”或“不當”新的時代內(nèi)涵。當人們以為踏進的是同一條河流時,變革已如清新之泉,注入傳統(tǒng)并融入這時代之河。